1969年4月，北京，人民大会堂。 中共九大正在开。一个穿着军装、脸被江风吹得又黑又糙的年轻人走上发言席，底下几千双眼睛齐刷刷看过去。他叫孙玉国，28岁，正连级，黑龙江饶河边防站站长。两个多月前，他在珍宝岛上带着几十号人跟苏联边防军打了一仗，打死了几十个苏联兵，把入侵者赶出了岛。 他站在台上讲那场仗，讲到苏军首先开枪、我方战士倒在雪地里的时候，台下有人开始抹眼睛。讲完了，掌声响了很久。毛主席从座位上站起来，鼓掌。然后，毛主席走过来，握住了他的手。 一个边防站站长，跟最高统帅握了手。这一幕被相机拍下来，登遍了全国的报纸。从那一刻起，孙玉国这个名字就不再只是“孙玉国”了。他成了一个符号。 这个符号后来的升迁速度，快得让人来不及眨眼： 正连级站长，副团长，团长，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，沈阳军区副司令员。五年，五个台阶，从正连到副大军区级。 1974 年他坐上沈阳军区副司令那把椅子的时候，三十三岁。 当时很多开国将军还在各大军区主事，许世友、陈锡联、杨得志，这些人哪一个不是从长征路上走过来的。一个二十几岁的边防站站长，五年时间，就跟他们坐在了同一级台阶上。 可这条线往上走得有多猛，往下掉得就有多快。 1977年，停职审查。1982年，审查结论下来：党内严重警告，按正团职转业。三十三岁时坐的是大军区副司令的椅子，四十一岁时拿到的是正团级转业通知单。中间的落差，不是一级两级，是从山顶到山脚。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是他犯了什么了不得的大错，还是那把椅子从一开始就不该让他坐上去？五年升上去，八年掉下来，这笔账到底该记在谁头上？ 珍宝岛上那几十分钟，他做的选择让他成了 “ 那个人 ” 先把珍宝岛那天的事说清楚。 1969年3月2日，清晨，零下二三十度，乌苏里江还封着冻。孙玉国带着巡逻队上岛。出发之前，他跟一班长说了一句话：如果我回不来了，你代表我去看看我妻子，刚结婚，还没享到福。这话不是矫情。那几年中苏边境上苏军打人、抓人、推搡冲撞是家常便饭，边防战士“骂不还口、打不还手”，挨了打还得站直了。孙玉国带的巡逻队，之前就被苏军拿大棒抡过。 那天不一样。苏军出动了四十多人，分两路包抄，带着冲锋枪。孙玉国带着人上岛，快要走进对方预设的伏击圈的时候，他忽然命令巡逻队停下来，就在敌人面前晃，不往前走了。苏军绷不住了，先开了枪。第一排枪打过来，我方几个战士倒下去，血洇在雪地上。 孙玉国等的就是这一枪。 边防斗争有一条铁规矩：不能先开第一枪。谁先开枪，谁就在政治上输了理。可如果对方先开了枪，你还不还手，那就是等着被打死。孙玉国在那个瞬间做的判断，不是“我要不要打”，是“对方已经打了，我的人正在倒下，我必须在接下来几秒钟里让所有人知道，可以还手了”。他挥手下令开火。几十个人在冰面上趴下来，步机枪一起响。前后不到十分钟，上岛的苏军被全歼。 这一仗，从军事上看，规模极小。几十个人对几十个人，打了十几分钟。可它发生在1969年3月，发生在中苏关系最冷的时候，发生在“反修”已经成为全国政治生活核心命题的时候。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，从1964年到1969年挑起的边境事件有四千多起。中国需要一件事，来告诉国内的老百姓、告诉国际社会： 这条线，踩不得。 孙玉国在那个时间、那个地点，做了那个正确的判断，打了一场干净仗。他成为“那个人”，首先是因为他在战场上没有怂。这一点，后来无论他的命运怎么翻覆，都没有人否认过。 九大主席台上那一次握手，把他从 “ 战场英雄 ” 变成了 “ 政治符号 ”
